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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乐国际创始人——万敏

发表时间:2017-11-20 16:47

本文作者万敏,系快乐日本语创办人。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日语系,后留学日本,回国后考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,2008年获得硕士学位。2005年,学生时代的她创办了快乐日本语,并使之成为覆盖珠海各大高校的知名外语学习机构。

快乐日本语12 岁了。12年前,当我创办快乐日本语时,我没有预想到,快乐日本语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。全珠海的大学都有快乐日本语的学生,我们帮助许许多多的学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:有的实现了留学梦,有的得到了理想职位,有的收获了求知的乐趣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个人也有了巨大的成长。一直以来,我总想写一篇文章,来讲述我个人的成长史,描绘一下自己成长的轨迹,以重新发现自我,为继续前行获得一些启示,汲取一些力量。

童年

1982 年的一天,在四川省一个叫做资中的小县城,一个婴儿呱呱坠地。这就是我。我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女孩。我的降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欢乐,却给年长三岁的姐姐带来了小小的郁闷。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,在一个父母都是基层工人的普通家庭里,能够给小孩子带来欣喜的东西总是有限的;我的出世,便意味着姐姐多了一个蛮不讲理的争夺对手。我记得,有一次,父亲出差带回来一只漂亮的电子表,这个稀奇的物件便成为我们战争爆发的导火索。夺来抢去之后,我们签订了停战协议:周一、三、五归我,周二、四、六归她,至于周日,上午归我,下午归她。这才告一段落。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,在离家30 公里的内江(地级市)工作,平时难得见上一面。而母亲是一个机械厂的翻砂工,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,母亲跟男人一样抬铁水,敲铁块,因此她的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。在我读完小学后,父母做出了一个决定,举家迁往了内江。于是,在我13 岁时,我们一家人终于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了。这也让那时候的我第一次体会到幸福的含义就是:“在一起”。

我的母亲

内江这座城市,因自古以来盛产蔗糖而素有“甜城”之称。可是它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甜蜜。我上高三的那年,母亲就开始经常低烧;当时,这并未引起家人的特别重视。一年后,我以全市文科第八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日语系;但是这个好消息给家人带来的欢喜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在一次全面体检中,母亲被确诊为“白血病”,而且是晚期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,对年仅 19 岁的我来说,这三个字又是何等沉重。那天晚上,父亲把我单独叫到医院的走廊上,在黑暗中,他说,治好母亲的病需要 40万。“家里现在没那么多钱,爸爸这里总共就 2 万不到了”,父亲说。走廊太黑,我看不清他当时的脸,但这一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父亲的声音里没有哀怨,有的是一种平静。但就是这种平静,现在想起来,却是那么让人心疼。作为一个丈夫,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少的煎熬。但是,他同时是一个父亲,两个孩子的父亲;是一家之主,是全家的所有寄托;父亲要肩负的,实在太多太多。也许在有钱人看来,40 万,2 万,不过是相隔不远的两个数字而已。而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,这意味着阴阳永隔,意味着生离死别。在与病魔斗争了三年之后,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母亲的逝去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即使多年之后,我也无法原谅自己。我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追问自己,为什么当时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?为什么我没有跪下来恳求医院减免一点医药费?为什么我没有像那些勇敢的人一样到街头去找好心人捐款?为什么我没有想到靠兼职打工来减轻父亲的负担?为什么我从一开始也选择了放弃,放弃我的母亲?!她是那么地爱我,可是我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为她争取过!!在母亲离开的这些年,每当心中浮现出母亲的音容笑貌,我就痛苦不已。我告诉自己,以后无论遇上多么艰难的事情,都要尽全力去争取,就算失败也不让自己留有遗憾。我不敢奢求母亲能够原谅我,只希望自己不会再让她失望。

我的父亲

上天带走了我的母亲,但是它的捉弄却并未停止。2003 年,正当全国都在抗击非典的时候,父亲却因为肝硬化住进了医院。我们还没有从母亲离去的伤痛中平复,父亲的病情却日甚一日。每天晚上,我和姐姐都祈求上天,恳求他不要带走我们唯一的亲人。但是,父亲还是走了。

2003 年12 月28 日,母亲过世还不满百日,幸福就是“在一起”父亲还是追随她去了。我记得,在那家简陋得简直无法称之为医院的阁楼里,我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,那时父亲已经说不出一个字,我只能看到从他深陷的眼眶里,缓缓流下一滴眼泪。坚强的父亲终于坚持到了最后一刻,见到了他日夜牵挂的女儿,而他却只能用一滴眼泪来跟我道别!我还记得,那天晚上,父亲被抬进一辆临时借来的卡车上。他默默地躺在那儿,而我却不敢靠近。我不相信他已经走了,我无法相信那个冰冷的身体就是他,我的父亲。我努力地仰着头,看着天空,似乎是要把那黑夜看穿。那年,我21 岁,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,我经历了父母的先后亡故。几个月后,我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;老师、同学们都纷纷向我道贺,可我却再也无法得到他们的祝贺了。父亲去世的时候,我上大三;姐姐待业在家。从此,我们俩,我们这对从小起就你争我抢、互不相让的“冤家对头”,成了这个家的全部。在这人世间,以后,我们就要相依相偎,互相取暖了。办完父亲的丧事后,我回到了学校。刚跨进外国语学院的大门,我就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公告板,上面清楚地讲述了我的遭遇,并呼吁大家为我捐款。几天后,辅导员老师将7890 元交到了我的手上。他对我说,“有的时候,人的成长可以很快。”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,我感受到了来自老师、同学的莫大关怀。这让我真真切切地明白,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,你给予别人一丁点的小小善意,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,却可能是最贵重的馈赠。正因为如此,后来我在快乐日本语坚持以现金奖励的方式设立“优才奖学金”,我想,这是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同学的一种方式。

赴日留学

21 岁,本该是一个享受父母宠爱的年龄。而这一年,在我的人生中,丧母、丧父的不幸却接踵而至。然而,正如老师所说的那样,人的成长可以很快。父母已经撒手而去,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,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,要与姐姐共同撑起一个家,也要为自己设计未来。2004 年,在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,我以交换留学生的身份,去到了大阪国际大学公费留学。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,这简直是一个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事情。连遭变故的家庭已经一贫如洗,我好不容易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一千多块钱(大约2 万日元),怀揣着这点钱,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。这又是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地方。作为交换留学生,我无需支付学费等费用,每个月还能从日本文部省(相当于教育部)得到 8 万日元的奖学金。一开始,我寄宿在一个日本家庭里(即Home Stay),但是很快,我就发现这种寄宿生活所费不菲:每个月我要向这个家庭支付 6 万 8 千日元,而且因为远离学校,一个月的交通费也接近2 万日元;再加上每日午餐,8 万日元的奖学金完全入不敷出,不到两个月,就连从国内带来的2 万日元也分文不剩。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:搬家。我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,这样能省下不少的交通费和通勤时间。然后,在学习之余,我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之路。

印刷厂临时工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朋友介绍去的一个印刷厂。这个印刷厂在郊区,白天正式员工下班后,为了提高效率,晚上会雇一些临时工。我们要做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,就是把印好的几种传单依次放进第二天的报纸中夹起来。第一次去的时候,我的十个手指都被崭新的传单割破了。后来我会在工作前先用透明胶把每个指头包起来。这也算是一个工作经验吧。工厂规定大家必须是站着工作,(大概是认为这样工作效率更高吧)。每工作 3 个小时可以休息15 分钟。很多时候,我和我的同伴们就直接睡在了地上或是轮胎上。从晚上7 点到第二天早上7 点,整整12 个小时,我们赚取的是1 万日元。早上,坐在回住所的电车上,别人是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,而我们却是才刚刚结束了一整晚的工作。很多次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窗外。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,嬉笑打闹的人群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。有点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来日本了。

新年夜,我掉进了污水沟

我决定辞去这个工作。我要做能够用到日语,能够接触到更多日本文化的工作。于是,带着这样的决心,我来到了一家回转寿司店。面试那天,我特意打扮了一下自己,想着自己应该可以求得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可是店长告诉我寿司不同于一般的料理,它的名称太多,制作方法也有很多,别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,就连普通的日本人都很难胜任这个工作。最终我被安排进厨房帮忙。虽说是厨房,但这个地方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原来回转寿司的寿司不是一个一个捏出来的,而是机器压出来的。我想我会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。我的具体任务是做“天妇罗”,这是用油炸的一种食物。对于从来没有摸过炒勺、害怕炒菜的我来说,面对这么一大锅滚烫的油,是个不小的挑战。而且,我还要掌握火候,眼疾手快地将“滋滋”冒着油泡的食物从里面捞出来。除此之外,每晚收工之前,还要将这锅油等到它冷却之后,端到厨房外面,倒进一个专门的污水沟里。日本人过年是按照阳历来过的,所以中国的农历新年在日本没有太多氛围。在 2005 年农历新年的这个晚上,我仍然是去了店里做我熟悉的“天妇罗”。可是没想到,这却成了我在日本最为印象深刻的一个晚上。晚上 10 点半,在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之后,我像往常一样开始端起那锅油,往厨房外的污水沟走去。结果由于屋外地上太滑,我和那一锅油一起掉了下去。等我挣扎着从一人多高的污水沟里爬起来的时候,已是全身油腻、还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。我狼狈不堪地跑进员工休息室,趁其他人还没有回来,赶紧脱下工作服,套上外套就逃也一般地冲了出去。沾满了油的鞋子踩在雪地里直打滑,于是我索性脱掉了鞋袜,就这样沿着国道,光着脚,一步一步地推着自行车走了大概30 分钟,终于回到了住所。2 月的大阪,寒风刺骨,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来到日本大半年了,我没有因为吃不饱饭哭,也没有因为睡轮胎流过眼泪,甚至从不让自己去想离世的父母。而此时此刻,在深夜的大阪…… 现在想起来,或许老天是在磨练我的意志吧。两个月后,我不仅能做出精美的“天妇罗”,还学会了做“乌冬面”、“荞麦面”、“冰激凌派”等等。不仅如此,这段经历也让我充分体会到了普通日本人身上最不普通的工作态度:没有卖完的寿司每天都会丢弃处理;用来炸食物的油一天更换一次;为了让客人放心用餐,厨房被改造成半开放状态,食物的烹调过程一览无余。所有这些,让我受益匪浅。

便利店的兼职店员

尽管寿司店的工作很有收获,但我不甘于每日面对锅碗盆瓢的生活。我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做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,于是又为自己增加了两份兼职:一份是在住处附近的烧烤店,另一份在7-11 便利店。这样一来,每天早上我要5 点半起床,骑车20 分钟到便利店打工;10 点离开便利店,奔赴学校(学校的课程 10 点半开始);下午放学后,再去烧烤店;从 7 点工作到晚上12 点。周末,仍然去回转寿司店帮忙。现在想想,真的很庆幸自己当时做了这么多事。因为我真的学到了很多。记得刚进7-11 工作的时候,有一次店里刚好没有顾客,我就主动找另一个同事聊起了天。这个时候店长从后面的办公室出来了(整个店都安装了摄像头)。他告诉我:即便没有顾客的时候也不能无所事事,因为顾客可以透过玻璃窗户看见店里的情况;顾客如果看到店员如此懒散,他就会担心自己是否会得到勤快、细心的服务。所以,无论是否有顾客,都要精神饱满,主动找事情做。于是,店长教我如何利用这个时间整理书架上的报刊杂志、清查店内是否有接近消费期限的商品等等。这件小事让我明白了日本人对工作是何等认真,日本式服务为何能享誉全世界。

双手同时调制鸡尾酒的人

在烧烤店里,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洗碗——足足洗了一个月碗,我感觉这辈子该洗的碗都洗完了。一个月后,我开始学做鸡尾酒,不久我练就了两手同时调制鸡尾酒的本事,成了这家店里做鸡尾酒最快的员工;然后,我开始学习一些日本料理的做法。最后,出色的成绩让我成了这家店的代理店长。当我离开这家店时,店长对我说:“以前我一直以为中国人浮夸、自大、不知道踏实工作;你让我改变了这个印象。”店长还让我推荐一些中国留学生去打工。说实话,那时候的心情就是两个字:自豪。

女议员的忘年交

我的日本留学生活,另一面是学习。我报名参加了大阪市举办的“在日外国人演讲比赛”。我决心讲讲自己的母亲。这篇以“我的母亲”为题的演讲感动了评委们,我获得了特等奖,并得到了 4 万日元奖金。这次演讲的另一收获是,我因此结识了一位藤井寺市的议员——花冈幸子女士。当时,她刚因车祸失去了一个儿子,这位坚强的母亲听了我的演讲后,深受感动,主动与我交谈。这位女议员的话题,我与花冈女士涉及广泛,包含了日本当下面临的种种难题:老龄化问题、医疗问题、能源问题等等。她常常说,“每个月从国民那里领了那么多薪水,就一定要对得起大家。”与这位女议员的交流,让我对她充满了尊敬,我们成了忘年交。2010 年暑假,当我带领 20 多位“快乐日本语” 的学生访问日本时,花冈女士特意驱车从大阪来到京都,带领我们参观了著名的龙安寺。在日本,议员深受尊敬,花冈女士的一言一行,都成了我学 我们与远藤老师(右二)习的榜样。

我是老师,也是老师的学生

2010 年8 月9 日,我带领的“快乐日本语”访日游学团即将离开日本。这天早晨,我们会见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,他热情地带领我们去游览了横滨有名的中华街,让我们品尝了“日式的中国菜”——他就是远藤秀纪先生。7 年前,当我还是四川大学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,他是我的外教老师。远藤老师原是日本山梨县立高中的国文老师。由于这所高中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交流合作关系,我读大三的时候,他来到了川大,成为了我的外教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。那天他系了一条红黄色的领带,上面居然还有一只米奇老鼠。我们都觉得这个老师太有个性了。后来,老师说,这条领带是太太特意吩咐要系的,为了“让大家能够喜欢上这个日本人”。当时,虽然我们的日语基本能够传情达意了,但是面对一个日本人,还是不敢张嘴。有一次,远藤老师突然问我们,谁可以带他去食堂吃饭,因为他没有饭卡。大家一听老师没饭吃,这还得了,于是踊跃举手要带老师去吃饭。可是没想到的是,以后每次下课后老师都故伎重演,让我们带他去吃饭。慢慢地我们看出了老师的心思,原来老师是觉得课下学生会更放松,更容易和他交流,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。现在想想,真是难为老师了。我到日本留学后,经常收到老师从中国发来的邮件。在得知我搬出了寄宿的地方、开始独自生活后,他居然叫远在日本的妻子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,打开一看,里面无所不有:衬衣、浴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沐浴露、洗发水、巧克力豆,胃药……独自一人远在异乡的我,心里被这满满一箱的东西填得满满的。在横滨中华街一起吃饭时,远藤老师写下了一个日文词“育む”,问我,你知道这个词怎么来的吗?“这个字本写作‘羽包くむ’,是指母鸟张开它的翅膀(羽),将他的孩子包裹起来,庇护起来。所以‘育人’,就是要以这样一颗心去对待你的学生。”听到这番话,我明白了,远藤老师对我的种种照顾,正是出于一个“育人者”的关怀。想到自己每每被学生唤作“老师”,我顿时感觉到这两个字所意味的竟是如此厚重——那就是,像母鸟爱护雏鸟那般去爱护自己的学生。我的成长经历,就如同一个化蝶的过程。虽然历经磨难与疼痛,但我从未放弃过努力。努力去学会长大,努力去改变生活。“快乐日本语”这六年的故事其实和我自己的故事很相似。六年里,一路走来,我和我的战友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难题,好几次大的打击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可每当这个时候,我们都要相信,相信这只是一个过程,这只是一个阶段瓶颈的来临。于是,每突破一个瓶颈,我们就欣喜地看见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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